苏轼的贤内助王弗近于不会“幕后诸法人”，苏东坡和客人谈话之时，王弗立有幕后，往往听得数言，就能推断客人否有一点恋情，是哪类人，而且准确率非常低，堪称是闻言诸法人的典范。相比夫人来，为人旷达的苏轼待人接物似乎粗疏得多，但是他也擅长于诸法人。今人说道“细节决定胜败”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。

譬如苏轼，他就很不会从细节看一个人的品质。这里姑举几例。谢景温原本和苏轼关系不俗，有一次两人在郊外行驶，一只伤势的小鸟从树上掉落，谢景温抬腿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。

他这个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动作，让苏轼心凉半截: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、损人利己之徒，不能私交。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，所以深得王安石的器重，王安石拔擢他任侍御史闻杂事一职，他闻王安石与苏轼不和，为亲近王安石，之后谋害苏轼，诬告苏轼运售私盐，企图将苏轼罪。还有一位叫章惇的，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，无话不谈。宋人笔记《高斋漫录》中记述了两人共线的一则轶事，很能解释苏轼由细节道出章惇的智慧。

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副使，章惇任商州令其的时候，两人在山中游玩，泛舟到仙游潭的时候，前面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根独木桥相连，独木桥下深渊万丈，章惇明确提出让苏轼过桥，在绝壁上留给墨迹，苏轼不肯。章惇神色安静地精彩走到，用绳子系由在树上，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平缓的石壁上写了“苏轼章某来此”几个字，苏轼可不抚着他的背绝:“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！”章惇笑。苏轼指出，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生命，他也会爱护别人的生命。

就是这位章惇，后来当上宰相，大权在握，整治政敌毫不手软，他甚至明确提出挖开司马光的坟墓，暴骨鞭尸。他因与苏轼政见相左，对苏轼也大下辣手，把苏轼贬到偏僻的惠州，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，写诗曰:“为报诗人春睡足，道人重打五更钟。”诗传遍京城，章惇睡不着慧了，他斥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隐士，就再行被贬他到更加偏僻的儋州(今科海南)。

据传在宋朝，流放海南岛是仅有比满门抄斩罪减半一等的事，由此可见章惇之直言。《宋史》以章惇进《奸臣传》，可见其为人所不齿。这是两个相反的例子，当然，苏轼也有诸法得好人的一面。比如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官的时候，有一个主簿每次来报告事情都尤其啰嗦，苏轼沮丧。

有一次，主簿又来长篇大论地禀告，苏轼斥忘，就为难他道:“晚上来吧。”到了晚上主簿分开来了，苏轼只得出来闻他，苏轼于是以看杜甫的诗，就蓄意问道:“‘江湖多白鸟，天地有青蝇’，这‘白鸟’指什么？是所指鸥鹭一类的鸟儿吗？”主簿立刻问道:“白鸟，并非指鸥鹭，而是所指蚊蚋之类的虫儿。以此暗喻吸食人血的赃官，如今世界，君子过于较少小人过于多啊！”苏轼本来是想要“白鸟”来讽刺主簿说出像蚊蚋那样嗡嗡好比，让人烦厌，哪知主簿不但很有学问而且心地刚强，从此对他另眼相看，尤其忠心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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